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(港大ICB)2023年秋季校内工作坊院长刘宁荣教授致辞
刘宁荣教授 Prof. N.R. Liu
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
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(HKU ICB)创始院长
从后冷战“全球化”到后新冠“半球化” 不容乐观的未来
核心观点:
1、今天回望刚刚过去的历史,那个后冷战的“全球化”时代其实在2019年底就划上了休止符。
2、假如后冷战“全球化”的时代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,我觉得全球正走向一个“共荣”和“共融”的时代,一个是繁荣的“荣”,另一个是融合的“融”。
3、假如说后冷战的“全球化”时代延续了30年,我也可以大胆地预测,后新冠的“半球化”时代也要经历30年,而未来的5到15年又是最危险和最关键的时刻。
4、首先,面对困境,透明度特别重要。其次,我们该如何挽回信心?社会的基本运作需要持续性和稳定性,需要提高安全系数。第三,中国的发展再次面临十字路口,内部的变革是痛苦的却是必须的,创新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。
5、在后新冠的“半球化”时代,中国的市场很重要,今天我想和大家讲外循环也很重要。
6、今天在美国谁都怕碰中国,谁碰中国谁倒霉,这不是玩笑话,这是今日的现实。
7、面对今天巨大的变化,我们必须防止美国人、西方人对中国关上大门。中国未来能否与世界强国竞争,关键在于创新力,而创新离不开与世界的链接。
8、今天是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,我之所以把它称为“半球化”,是因为“半球化”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以价值为主导,也就是你和我拥有相同的价值观,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互相帮助。
9、与科技冷战相比,我相信大家更关注一个问题: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会不会遇到战争?我也有个大胆的预测:战争不会发生。
10、战争不应该属于我们这个时代,在后新冠“半球化”时代,即便世界陷入了对抗与竞争,大家都应该把精力放在创新与发展上,为解决全球共同面对的危机与困境出力,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和正义,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
11、但我们也都不要忘记,世界已经从后冷战“全球化”的时代步入后新冠“半球化”的时代,中美的竞争与对抗,地缘政治的风险都在加剧,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应对并不乐观的前景。
早上好,欢迎大家来到香港大学。今天是校内工作坊的第二天,经过昨天一整天的校内徒步和校外考察,大家可能对香港大学有了更深的了解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,这可能是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(港大ICB)办学以来,第一次在陆佑堂举办开学典礼。
在陆佑堂见证香港大学的历史
陆佑堂具有丰富悠久的历史,大家从正门进入时,如果留心,会发现左右各有一块石碑。左边的石碑是1910年香港大学奠基时所立,右边的石碑是1912年这座建筑竣工时所立。
当年,陆佑堂的建设需要25万元,一位富商么地爵士捐赠了15万。在此之前英国政府对在香港或亚洲设立大学并不热心,然而迫于各种压力,最终同意设立香港大学,但缺乏资金,港英政府于是向在香港经商的太古集团、怡和集团、汇丰集团等机构发出捐款呼吁,首先响应的是在香港做生意的印度人么地,他捐赠了15万元。广东、华南的很多商人也纷纷捐款。
我们所在的这个礼堂为什么叫陆佑堂?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陆佑在港大的创建中捐了款,而且后来在港大发生财政危机时鼎力相助,因此这个礼堂就以他的名字命名。今天大家脚下的这个地方也有丰富的历史。日本人侵略香港后,这里被当作临时医院;在新冠疫情期间,这里也向社会开放成为疫苗接种中心之一;如果你们看过电影《色戒》,其中一个场景的拍摄地点就在这座大楼。
香港大学的建设与庚子赔款也有关联。正如大家所知,清华大学是由美国的庚子赔款建造的,后来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,又在新竹新建了清华大学,也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造的。
美国人当年为什么会退还这笔庚子赔款?其中有一个需要提及的重要人物,就是时任清朝驻华盛顿公使梁诚。清政府给列强支付赔款的时候,起初以白银支付,后来西方列强表示不要白银,因为黄金更有价值,当时的清朝没有足够的黄金,梁诚在华盛顿和美国交涉,美国国务卿John Milton Hay(约翰·米尔顿·海伊)承认赔款太多,这句话立刻被梁诚抓住,他婉劝美国退款。当时在美国内部也有声音觉得庚子赔款赔太多,应该退还给中国。
庚子赔款与中国之前和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有很大的不同,是根据西方列强在中国损失的财物及死伤的人员计算赔款,数目被夸大了,沙俄得到的庚子赔款最多。至于这份赔款要怎么退还,有人说帮助中国发展文化教育最好。在美国的带动之下,除了日本,其它各国基本上都退了款。当时,英国想将其中一部分退款用在香港大学的建设上,这个法案也通过了,但最后由于战争的影响,香港大学获得的资金并不多。
讲起庚子赔款,我想起自己在2020年4月份疫情期间写的一篇文章。当时我想表达的是,全世界不少国家,包括美国在内,面对疫情的时候都在谴责中国,甚至要求中国赔偿。那时候我就提醒大家必须警惕,中国会否再次面对“庚子危机”。
我的这篇文章可能创造了我的个人记录,有超过1000万人阅读。我曾提到,疫情结束的时候,我们面对的世界与疫情之前可能完全不一样。疫情之前,也就是2019年之前,中国人在全世界可以说走到哪里都受欢迎,因为你代表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,当他们看到你这张脸的时候,就知道你的钱包是鼓鼓的,他们都想见到你。疫情结束的时候,中国人将会面对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,一个对中国人抱有敌意的世界。这个预测也是不幸而言中。
全球步入后新冠“半球化”的新时代
首先说明一下,我的演讲都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,“主题演讲”的说法不合适,“欢迎词”一个小时又太长,更多的是一种分享。
如果一定要给今天的分享定一个主题的话,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:从后冷战“全球化”到后新冠“半球化”的时代。
在座的各位因不同的想法、不同的原因、不同的目标来到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,开启一次学习旅程,但你们当中也有人可能会发问,觉得在这样一个痛苦的、甚至是挫折的,且令大家感到彷徨的时代,返回校园到底是为什么?我想说的是,即便你在职场上或者在商场上面对众多的痛苦、挫折,来到这里,当你看到周围的400多位同学,你能够从他人身上感受到他的彷徨,学习到他思考走出彷徨的路径,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平台。ICB凝聚着一批来自不同行业、不同专业的管理者,我希望这个平台能够在面对巨大变化的时刻,帮助大家找到答案。
我们正处在“后新冠时代”。“后新冠时代”可以追溯到2019年底,那是新冠在这个星球上出现的时刻。“后冷战时代”,一个真正支撑我们过去30年发展的全球化时代,则始于1989年底的柏林墙倒塌。我在1990年踏上柏林这座城市,看到了柏林墙倒塌之后,东德人以及整个东欧对未来的向往。中国人也一样,1991年底苏联解体,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来到深圳,面对全球巨变,他告诉大家:改革是唯一的出路,发展是硬道理。从那时开始,我们走上了全球罕见的30年快速发展时期,那个时代叫“后冷战时代”。今天回望刚刚过去的历史,那个后冷战的“全球化”时代其实在2019年底就划上了休止符。
相信在座各位都比我年轻很多。对于我这个时代的人而言,我们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。没有改革开放,我就走不出自己的家乡;没有改革开放,我也走不出中国到海外留学。今天面对全球化受阻的时候,我内心五味杂陈,我们如何能够重新回到那个时代?答案自然是否定的。
假如后冷战“全球化”的时代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,我觉得全球正走向一个“共荣”和“共融”的时代,一个是繁荣的“荣”,另一个是融合的“融”。那时我们虽然贫穷,但是我们知道每一天都会更好。所以在后冷战的全球化时代,中国每一天都留下了向前走的足迹。后新冠时代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假如说后冷战的“全球化”时代延续了30年,我也可以大胆地预测,后新冠的“半球化”时代也要经历30年,而未来的5到15年又是最危险和最关键的时刻。
大家对后新冠时代的困境都有非常深切的感受,我们该往哪里走?经济会不会好转?最新的消息是我们连就业相关的数据都暂时不公布了。未来的三年,我们要面对的困境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,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。当我们在思考如何走出这个困境的时候,也要提醒自己,为什么今天会面对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情形?
首先,面对困境,透明度特别重要。我们都有隐私,但透明度很重要,它可以获取别人信任,也能够让每一个人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。最近有一位英国教授在ICB讲学,他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几乎年年到中国。他看到中国停止公布就业人数的时候,英国当地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一新闻,大家都震惊了,为什么之前一直在公布这组数字,忽然间不公布了?这只能说明中国的经济已经糟糕透顶了,这只能打击全球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信心。这个时候信心比黄金更有价值,更加重要。你们有信心的时候,你们一定愿意花钱,一定愿意投资,所以透明度极其重要,远远超过什么31条、62条或93条。
其次,我们该如何挽回信心?社会的基本运作需要持续性和稳定性,需要提高安全系数。我们知道现在医疗反腐开展得轰轰烈烈,据说全国共超过180位院长和医生都被查了。我们都非常清楚医疗腐败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,解决这些问题是否靠运动式的方法?我们不需要潜规则,但需要更多的明规则,合理合法做事,犯法的事出现一起,处理一起。有了法律的保障,犯法的人不用等到运动来的时候才被绳之以法;守规矩的人,知道我投资这个厂的钱是我用血汗换来的,即便今后变成100亿、200亿,这也是我的资产,不是任何别人的资产。我不用担心今天投资,赚回来的钱明天可能会消失,甚至不明不白地锒铛入狱。一个社会要有长远的规划和发展,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明白规则在哪里,法律的保障在哪里。
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,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法律制度。《国家安全法》已经实行了两年多,西方又一次在唱衰香港,香港的司法独立能否保持至关重要。举个例子,2019年的暴力事件中,有一首所谓的香港国歌,叫做《荣耀归于香港》,政府试图禁止它,但是法院裁定政府失败。法官的这个裁决,政府可以继续上诉,证明它违反了国安法。在全世界对香港的未来产生怀疑时,这个裁决的意义其实凸显了香港司法独立。
图:香港终审法院
透明度很重要,信心很重要,更重要的是创建一套能够保障国家长久发展的法律法规,基本的国策和政策不能随意变动。不能今天需要你的时候,拍拍你、摸摸你,说什么“中国离不开民营企业家”;明天不需要你的时候就打你两巴掌,这样不利于国家的长久发展。
第三,中国的发展再次面临十字路口,内部的变革是痛苦的却是必须的,创新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。如果我们没有从根本去改变的话,类似的循环在5年或10年之后还会再发生,这也就是我们说的“深水区改革”,虽然痛苦,但是我们必须往前走。
过去几年,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,有几个重要的变化如今正影响着大家,甚至是经济面临困境的原因之一。未来的3年、5年甚至更长时间,我们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。过去的20多年间,中国最大的财富来自于房地产,不少人一直在警告房地产盛宴迟早会结束。大家知道2008-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起因是美国的房地产危机。中国也一样,当然我们政府也知道,早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,当这场房地产盛宴落幕后,未来我们必须思考新的发展路径在哪里。
中国的发展堪称奇迹。在2023年春季的校内工作坊我就说过,这个奇迹只发生在中国,这归功于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与勤劳,不能被看低,哪怕这一成功是依靠复制,跟随别人的脚步往前走。今天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问题,不管是好的或者坏的,都是沿着西方国家走过的路再走一遍。环境污染,伦敦、洛杉矶都走过。北京的雾霾,当然现在已经解决了,当年西方国家也是这样。1990年我在旧金山下飞机时,震惊于目睹的场景。美国高速公路发达,车非常多,一人一辆车,那时我觉得美国人实在太浪费了,现在我们也一样。通过发达国家走过的路,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问题,包括我们的房地产危机,尽管与美国的情况不同,但对经济、市场和民生的冲击都是一样的。
过去40年的发展,中国基本上依靠复制他人,沿着他人走过的路往前走。未来之路离不开“创新”二字。中国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,经济总量、发展水平等因素,决定中国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复制别人的老路了,必须走出一条创新之路。
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能够引起全球的瞩目,靠的就是创新。宁德时代现在要与福特合作在底特律办厂,政府也会问询技术含量到底有多高,不要把技术转移给美国人,所有国家都一样,美国人防范我们,我们也需要防范美国。今天比亚迪要到巴西、印尼办厂,我就想起了日本,因为全球都在说中国已经像日本一样,西方媒体上的文章几乎都在谈同样的问题:中国会步日本之后尘,陷入衰退。但是日本在失落的三十年,日本的企业在海外运作是成功的,也获得可观的利润和回报。
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消费不足,原因不言而喻。内部的消费无法带动经济,出口与外贸受到冲击,大家都知道打开海外市场极其重要。比亚迪如果到印尼、巴西投资办厂,将带动整个行业到海外发展。在后新冠的“半球化”时代,中国的市场很重要,今天我想和大家讲外循环也很重要。如果我们离开了外循环,中国的发展将会受到限制,这是中国的企业,尤其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必须思考的问题。
在后新冠“半球化”时代展示创新的力量
接下来要讲的话题,在我的新书《一球两制:半球化,半脱钩与半冷战》也有提及,就是在全球、特别是西方对中国存在极大敌意,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孤独者的时候,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去思考如何走出国门。只有走出国门,才能够向世界证明我们中国人拥有无限的创新能力,我们中国人能够继续为世界的繁荣做出贡献。
在过去20年里,全球经济35%以上的增量都来自于中国的经济发展,但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,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方式?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。走出国门的时候,民营经济所发挥的力量要远远超过国营经济。去年上海封城之后,我写过一篇文章,在文中大胆预测:上海封城将是压垮后冷战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,全球的供应链将会以此重新洗牌。一语成谶。
今天中国面对的是一个非常艰险的国际局势。关于这个预判,我去年也写了一篇文章,文中提到现在的中国不是70年代末,那是全球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翘首以盼中国打开国门的时代。去年我曾警示:中国必须要警惕西方关上通往中国的大门。
西方目前有没有关上大门?举个例子,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(港大ICB)有一个来自杭州的学生,他很早就将儿子送到约旦的一家美国国际学校学习,今年考中了美国一所大学的AI专业,但是拿不到签证,最后只好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。也就是说,现在中国人要在美国学校学习尖端技术,已经变得异常困难。
现在的中国企业家去到美国,与2019年前相比,面对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景象。疫情之前不论到访Intel,还是Microsoft,他们的高管不仅请你看球、听音乐会,还会请你到家里,当作好友来接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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